老凡的轮椅停在阳台，阳光漫过他的膝头，落在那只上海牌手表上。表蒙子早磨出了花，指针却还在走，滴答，滴答，像在数着八十年代的年轮。

那年他骑着二八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铝制饭盒，后座载着穿碎花裙的她。绿军装是二哥穿过的，洗得发白，却被他熨得笔挺；皮鞋在供销社柜台前挑了半天，锃亮得能照见人影。风穿过白杨林，吹起她的发梢，缠在他的军装上，像系了个解不开的结。那时的日子，简单得像张白纸：车间的机器声，食堂的搪瓷碗响，还有她递过来的搪瓷杯，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，却比蜜还甜。

结婚时就摆了两桌酒，邻居婶子送的暖水瓶，至今还放在床头柜上。他总说“这样挺好”，以为日子会像车间的流水线，按部就班，直到青丝染霜。可九十年代的风来得太急，“下岗”两个字像块冰，砸在沸腾的生活里，瞬间就凉透了。

他站在空荡荡的厂房前，看工友们扛着铺盖卷往火车站走。有人说“去南方闯闯”，他攥着车间发的最后一笔补助，手指关节泛白。电视里在播香港回归，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他却觉得那热闹离自己很远。夜里翻出那件红背心，是年轻时厂里运动会得的，曾被他当成荣耀的象征，如今套在身上，松松垮垮，像个褪色的梦。

后来的日子，他摆过地摊，修过自行车，看着曾经的工友有的开了公司，有的还在街头奔波。儿子总说“要活出个人样”，他却只是叹口气，擦亮那只上海表——表针走过的每一秒，都藏着他没说出口的话：安稳，原是最难的梦想。

墙上的奖状还在，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字迹已模糊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手指抚过那些烫金的字，忽然就红了眼眶。窗外的车水马龙里，再没有二八自行车的铃铛声，再没有绿军装的影子，可他总觉得，那个骑着车、带着姑娘穿过白杨林的青年，还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等着车间的哨声响起。

儿子进来时，看见他对着手表出神。表针指向三点，像极了当年下班的时间。“爸，喝口水不？”他摇摇头，指着窗外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发出声音。儿子知道，他是在看那些年轻的身影，像看当年的自己，也像看渴望抓住时代却终究慢了半拍的遗憾。

夕阳把阳台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老凡的目光落在手表上，那里藏着他的整个青春：绿军装的风，自行车的铃，车间的灯，还有那个以为会到老的、简简单单的日子。时光走得快，可有些东西，总在某个瞬间，随着表针的滴答声，轻轻撞着心尖——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温度，也是一个普通人，对生活最温柔的念想。(秦岭热线副总编吴峰推荐)